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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6月16日）
1959年6月30日清晨，雄峻的庐山曙色微明，朝雾迷蒙。一列车队沿着依山而筑的新修公路盘旋而上，在其中一辆缓缓而行的苏式“吉姆”轿车中，坐着朱德和孙子朱和平。6点多钟，车队穿过日照峰隧道，在晨曦中驰入牯岭上的359号别墅。这是当年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宅第。
朱德上庐山是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原本说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朱德以为只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会议，所以就计划着把孙辈也都带去看看“庐山真面目”。
当天，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前往看望朱德。朱德情绪颇高，兴致勃勃地说：“这是我第二次上庐山。”
原来，在1927年6月下旬，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以“礼送”的名义要时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离开南昌。于是，朱德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途中发现被敌人盯梢，便在九江访晤了昔日护国军时好友、第九军军长兼赣北警备司令金汉鼎，并由其陪同上庐山“游憩”，摆脱了“尾巴”。
那次因形势紧迫上庐山，朱德无暇览其秀色。32年过去，此番再上庐山，所处环境根本改变，心情也迥然不同。
7月，是庐山云彩变幻最美的月份，古往今来，胜景古迹，许多文人墨客留下了千古佳句。与会人中间不乏满腹经纶者，遇此良辰美景怎能不引发诗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这位前清举子自是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七律《初游庐山》。
7月7日，朱德看了董必武的诗后，步原韵和诗一首：“庐山真面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陂。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从诗中，可以看出朱德此时的心境是轻松、乐观的，也可看出对“大跃进”实际工作中出现“共产风”、“虚夸风”很不赞成的朱德，这时还寄望“大跃进”的高速度发展能够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处处出现“五老峰前庄稼好”的新景象。
7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确定了要讨论的19个问题，印发给与会的所有人员。
7月3日，与会人员开始按地区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等6个大组，围绕着19个问题座谈讨论。中央机关的人分别编在这6个组，朱德被编在中南组。
中南组的会场，设在东谷河畔的一座小教堂里，与过去蒋介石居住的美庐隔河相望。
会议气氛可以说轻松、祥和，大家都非常认真地交流情况，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白天，安排大家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休息。早晚还有人漫步游山，登高望日出。为此，毛泽东与到会者皆谓之曰“神仙会”。
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会议上作了发言。他坦诚地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这是有关5亿人口安定的问题。”
朱德的发言，语调平和但观点鲜明，意见尖锐，很有分量。当时，农村公共食堂被奉为“共产主义因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被说成是群众创造的“新事物”，神圣不可侵犯，批评它、否定它无异于捅马蜂窝。朱德不避讳这种重大的敏感问题，敢于提出“‘共产’搞早了一点”，“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对于“大炼钢铁”，朱德也不以为然。他说：“至于工业嘛，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指标太高，一轰而上，划不来。”这又是在捅马蜂窝，因为在当时，“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超英赶美”的具体行动。对“大炼钢铁”有微词，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有问题。这又是冒政治风险的。
其实，朱德讲这些意见，并不是一时兴起。它们来自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出自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产的真诚关心。实际上，还在上庐山之前，朱德就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这些意见，“为民请命”了。
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离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次重大曲折，这就是1958年至1960年的3年“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会后，一个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和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义。
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产生了怀疑。1958年9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11月14日，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12月10日，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第二天，朱德在听取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我们是不是能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是不行的。大炼钢有缺点，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些，不要忙。有的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总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1959年1月30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朱德对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做法很怀疑。
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的。
5月27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6月1日，他在听取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6月10日，朱德在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食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
6月15日，朱德一行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10年、20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
6月20日，朱德一行前往黑龙江视察。回京前，朱德对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6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朱德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上庐山后，他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谈对形势、成就和缺点错误的看法。
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7月8日，朱德对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7月9日，他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
7月11日，朱德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20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
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7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使会议的轻松气氛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彭德怀对国家当时出现的问题，心中十分焦虑。眼见庐山会议就要结束，使他感到不吐不快。14日这天下午，他把自己写的一封信（见彭德怀“万言书”原文）送到毛泽东那里。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失有得，然后大胆地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彭德怀的信，是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思考后写的，反映了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然而，这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7月16日，毛泽东把信拟了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发给大会，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但在讨论中，还是有很多人表示赞同信的基本观点。
就在毛泽东指示印发彭德怀的信的当天，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
7月17日，朱德在小组会议发言说：“去年的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不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只有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多劳多得，农民才能有生产积极性。”
7月20日，朱德在小组发言中说：我要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不论在工矿企业或公社中，都要强调经济核算，个人也要有经济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生活也就能安排好了。
7月23日，朱德接到通知，去出席全体会议。一到会场，朱德就感到会议气氛很严峻。他听到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觉。”
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宣称党内党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的。（见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脱稿即兴讲话（完整版））毛泽东也点了朱德的名，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我同时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
战国时代辞赋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写了一个夸耀自己完美无瑕、攻击别人则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毛泽东借用来反驳对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很显然，这是在批评朱德。在小组会议上，朱德多次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关系”这样的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他的反感。
然而，朱德全然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提醒”，当天下午在小组发言上继续谈论“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说：去年农业收成好了，粮食为什么还紧张？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说着说着，朱德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已不在总结教训，而是在开始围绕彭德怀的信大加讨伐。这时，朱德才真正意识到，由于毛泽东的讲话，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到清算他的历史旧账。
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没有乱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的积极一面和他的优良作风。7月25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7月26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每次开六七个小时，主题是揭发和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还让通知未上山开会的林彪到庐山开会，并提出，如果陈云身体情况可以的话，也请上山来开会。但陈云身体实在不好，后来也没有出席。平时怕风、怕光、怕水，躲在北京毛家湾1号的林彪，此时却像援兵一样于7月29日上山，成了“批彭”的急先锋。他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青年时曾起名“彭得华”，就想得中国。他大喊：“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参阅彭德怀：庐山之争与罪名之谬）
第一天会议上，朱德没有发言。第二天的会议上，朱德的态度仍然比较温和，言辞没有多少火药味，没有去“击中要害”，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还没等朱德讲完，毛泽东就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显然，是说朱德的话“未抓到痒处”。（参阅朱德：“谁还相信我们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
见毛泽东这么一说，朱德便停止了发言。朱德看到耿直的彭德怀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判，心里很是不安。他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不是那种会用艺术语言开脱自己的人，他尽管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然而自己也不能改变为人的原则。于是，直到散会，他始终保持缄默。
8月2日，庐山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变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8月16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在表决投票时，朱德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似乎表明自己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这动作没有逃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的眼睛。
散会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遇到朱德，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朱德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参阅朱敏：爹爹朱德与“庐山风云”）
朱德那时的心情不好，吃饭时看见有人往阴沟里丢食物，气得够呛，就把管伙食的人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规定大家不能吃超标准。似乎这样宣泄一通，他的心里才好受一点。
8月22日，朱德回到北京后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到京西宾馆，出席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8月18日开始的，出席会议的有全军选派的师以上党员干部1061人，列席会议的有508人——如此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历史上少见的。（参阅葛震亚：惊心动魂的五九年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积极。9月11日，他在会上刚一张口，就向坐在主席台上面无表情的朱德放出了冷箭：“今天我给在座的一位老同志提点意见，他是谁？这个人，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平易近人，而且德高望重。”说着，林彪一拍桌子，提高声调：“但这是假的，他的骨子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彭德怀是一路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林彪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讽刺道：“他够当总司令的资格吗？”林彪扫了一下会场，大声吼道：“他根本不配！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他还指着朱德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见林彪批朱德：“想当领袖，自己本事行吗？”）
林彪的突然袭击，出乎朱德的意料。但他泰然处之，不仅没有发火，反而笑着对林彪说：“那你就批评好了。”
原来，在1929年朱毛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游击时，一次林彪不顾大局率所在团撤走，让红四军军部机关一度陷于极其危险境地。事后，林彪受到朱德的严厉批评。因此，林彪对此不满。还有类似的事件，林彪一直耿耿于怀。几十年后，林彪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地宣称朱德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央军委进行改组，朱德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职务，只任中央军委常委——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军委副主席。
林彪在公开场合放肆地攻击朱德有野心，其实早在10个月前，朱德就主动提出不参与国家主席的候选。
1959年4月27日晚，中南海怀仁堂里灯火辉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选举国家领导人。9时30分，大会宣布：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195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建议。之后，因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征求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草拟了一份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候选人名单。这时，在这份名单上，没有提到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只列举了人大常委会候选人人选，上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又作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列入。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一看就感到中央可能把自己当作国家主席的候选人，因而希望中央重新考虑这种安排。于是，在12月2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并转书记处同志们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信中说：“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这封信表明，朱德放弃了由国家副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主动推荐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襟怀坦荡、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地位的高低进退，这就是朱德高远的人生境界。林彪这个小人凭空污蔑、攻击德高望重的朱德，安的何心可谓路人皆知。
自此，朱德连续3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17年。在担任委员长期间，朱德共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1959年10月至11月，朱德视察了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等30多家厂矿企业。
1960年，朱德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10多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
1961年上半年，朱德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市视察。
1962年2月至6月，朱德再次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等省市视察。这年12月到次年2月，朱德又来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12个省、市、自治区视察。
1963年春夏，朱德视察陕西、四川、河南后，又于10月到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等5个受水灾的省视察。
1964年1月起的近100天里，朱德视察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13个省、市、自治区。
1965年春，朱德再次到广东、四川、云南等省视察。
1966年，80岁高龄的朱德在这年初春时节离京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
庐山会议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德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佳话，也在心中留下过好些无奈。
一次，在南方一城市调研，正值秋末冬初时节。四处一片萧条景象，极不协调的是处处炉火熊熊、人头攒动。农民们个个意气风发，在砌垒的土炉前，挥汗如雨，大炼“钢铁”。公社的干部——那些小脚老婆婆们举着彩旗，敲着锣鼓，把从各家搜集来的碎铁烂锅，甚至好锅，兴致勃勃地抬来，投入土炉中，不时传来阵阵众人的鼓掌与欢呼声。
这时，一辆吉普缓缓驶来，车上的朱德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走下车来，朱德望着炼成的堆成小山般的“钢”，一坨一块像红褐色的太湖石，毫无规则、大洞小孔的。旁边插着一块大牌子：“钢铁元帅硕果累累。”朱德苦笑不已。
陪在身旁的技术干部看着朱德，不解地问：“首长？”朱德冷笑：“元帅们都这样‘硕果’？”干部哭笑不得。朱德严肃地问：“这种钢，能干什么用？”干部回答：“这种铁块，基本不能用。如果再加工么，一小部分可以铸成铁锅之类吧。”
朱德皱紧了眉头：“就是说，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只是把部分铁锅化了再铸铁锅？”干部冷嘲地说：“还要搭上十几亿人民币、几千万吨的煤炭和几千万方的木材，人工还不算在内。”听了这话，朱德把手握成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的大腿上……
一年早春，朱德惦记着农民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口粮是否有了着落、早春作物长得怎么样，便踏上了到农村调研的路途，一路走一路看。他不顾长途颠簸劳顿，走进农舍，摸摸农家的铺盖，尝尝他们的饭食，问寒问暖，排忧解难。汽车经过一个城市市郊时，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排成一条长蛇阵在公路上积肥，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让群众摆样子给我们看了！”
当时，朱德对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遭到比1958年更大的破坏。从1960年上半年起，全国的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 朱德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6月11日，他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致函刘少奇，对解决当前粮食不足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意见。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严重的经济困难，深刻地教育了全党。1960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注意纠正以“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调整有关政策。
1961年1月13日，朱德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着重讲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接着，中共中央于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行整风整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718人。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当时，人民大会堂春意盎然。7000多名干部翘首以待，希望能早一刻听到领袖那富有启迪心扉、拨动乾坤力量的恢宏之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准时步上主席台。他步态轻松，面含微笑。瞬时，整个会堂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题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对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说就算灵敏”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见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毛泽东决心用民主的办法、群众讲话的办法来解决党内外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同时也要求党的干部们不要怕骂自己的话，不要动辄给别人戴帽子、抓辫子。
既然让大家讲话，朱德也就为着团结，为着党的利益，敞开思想，对经济建设、党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他还根据自己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
朱德在发言中还总结了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做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参阅七千人大会上的朱德）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 朱德在发言时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为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
经过几年的调整，到1963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这时，一些干部中的急躁情绪又开始抬头。朱德既看到经济形势有好转的一面，也看到仍有困难的一面。在调研中，他每到一地，都注意从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持续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经济调整工作，被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打断。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意见，没有想到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然而，朱德在其中表现出的思想、品格却在历史的隧道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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